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中房报记者 许倩 | 北京报道

“这次疫情确实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比较大，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从长远和大局出发，看得远一点。要讲经济基本面、结构性潜能，讲经济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对经济发展大势有一个正确判断。”5月22日晚，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微信ID：china-crb）记者线上采访时表示。

一个多小时的在线访谈中，刘世锦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详细解读。他认为，这次经济大幅下滑是一次意外的超级外部冲击，非经济内部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没有伤筋动骨。希望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下争取2-3年时间使经济重新恢复到正常轨道。今年争取经济能有正增长，再好一点实现3%增长；明年GDP增速可能会达到6%-7%甚至更高；再下一年，经济回到过去正常增长轨道。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此，刘世锦表示房住不炒这个大方针还是要坚持的，即使是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有些人想，能不能放开房地产来带动经济恢复？现在，我国经济确实遇到一些困难，需要恢复，但是一定要找到好的办法、正确的办法。

他认为，今后五到十年，中国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都市圈的发展就是在核心城市周边建大量小镇，这里面有相当大的房地产发展空间。“如果能把都市圈小镇的房地产发展起来，对核心城市高房价也会起到一定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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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没有伤筋动骨

随着新冠疫情得到初步控制，我国经济正在逐步恢复。刘世锦提醒，二季度后需要关注外贸所受冲击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因为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美国家基本在三四月份以后逐步进入疫情上升阶段，预计欧美国家在二季度会有10%以上负增长，这些国家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会对我国外贸带来比较大冲击，当然还需要再观察。

刘世锦认为，今年中国经济能实现正增长，或者在此基础上争取达到3%增速，从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走在前面的。他提出以“相对增长率”重新评估增长目标。2019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9%，中国是6.1%，相对增长率为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以上，假定中国经济增速达到3%，相对增长率就会拉大到5.5%-6%。这样看，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相对还是更好一些。

我国经济确实受到疫情影响。有一些悲观情绪认为，经济不确定性太大。“特别是这个时候需要从长远和大局出发，讲讲中国经济基本面。这不是官话。”刘世锦说。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没有伤筋动骨，尽管疫情冲击对很多方面都带来比较大影响，但也要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因素没有变，这里有 6个没有变：中国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都市圈、产业群发展没有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世界上最大内需市场没有变；立足科技进步、推动创新发展没有变；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深化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和竞争力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进没有变。

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政策工具多。刘世锦认为，这个判断正是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面为支撑的，由于基本面没有伤筋动骨，希望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前提下，争取用2-3年时间使经济重新回到正常轨道。

“今年争取经济能有正增长，再好一点实现3%的增长，明年增长速度会比较高，如达到6%-7%甚至更高，一是因为今年基数比较低，二是带有反弹因素，前段时间因疫情被压制的增长动能释放出来了。再下一年，是不是经济就进入了过去的正常增长轨道。这个目标是可以争取的。”刘世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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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国家层面不一定

再提具体经济增长指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速指标。刘世锦认为是有这样几个原因：半年时间都已经过去了，下半年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确定因素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没有定具体增速目标。但是，今年特别强调就业优先指标，这对今年和今后都是很有意义的。

刘世锦说，过去一直讲经济保持一定增速，为什么要稳增长？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现在可以把关系反过来说，如果就业达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意味着全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际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率水平。

“今年设就业指标，没设经济增速具体指标，有特殊原因也有积极一面。”刘世锦建议，今后在国家层面不一定再提具体增速指标，可以提就业指标，然后再提出一些可以反映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要求，比如物价水平、风险防控、环境可持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等。省级层面可以提增长速度和指标，好处是各省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定增速和指标，同时，各地也可以形成适当竞争，在过去竞争机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机制。这个基础上，国家根据就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标对各个省进行评估，评估后，做得好的地方要给予相应配套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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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货币政策聚焦恢复救助避险

在经济下行较严重的时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是被赋予众望。政府工作报告对此的表述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疫情冲击经济恢复中，宏观政策在目前时期能发挥重要作用。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短期要聚焦三个重点：

一是恢复，前段时间叫复工复产，但有些行业复工后，复产没有达到合适的水平。有人说是需求出了问题，也有人认为是供给问题，其实这两方面都有问题，因为其产业链受到伤害或中断了。当务之急是恢复需求。

二是救助。疫情期间，有一些企业经受冲击能力相对较差，主要是中小微企业。整个业务活动停下来，没有现金流，但是房租要交、工资要发、税收和五险一金要交，债务要还本付息等，国家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施策重点是救助，降低企业各种支出，救助企业也是在保护就业机会，因为这些企业垮掉了，就业机会也没有了。

三是避险。经济中以前有一些矛盾和问题，在遇到大的冲击后，不要让其出现大的风险。这里面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是金融体系，突然间降低速度，遇到很大流动性困境，就可能出现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这是全球抗击疫情中货币政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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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

下一步，经济逐步恢复增长后，如何补上前段时间留下的增长的硬缺口？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还要持续增长，但不可能再高速增长，而是中速高质量增长，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每年新增量仍是世界第一位的。新的增长动能到底从哪来？

他指出，中国和西方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我国稳增长首要的不是宏观政策，而是已有的结构性潜能。而西方国家要么是结构性潜能用完了，要么是由于其回避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潜能发挥不出来，所以他们恢复经济只能是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超出界限。

而我国着眼点要转为发掘已有的结构性潜能，刘世锦认为，一是中国仍有与发达国家相比的追赶潜能，中国人均GDP1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人均GDP4万美元以上，从1万美元到4万美元，我们还有3万美元追赶水平。我们把发达国家做过的事再做一遍，就能实现人均3万美元收入增长。第二个结构性潜能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潜力，这方面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同步，甚至有些领域我们可以领跑。

刘世锦强调，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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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结构性潜能

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

“今后5到10年，中国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刘世锦说。

所谓都市圈发展在空间形态上简单地说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左右范围内，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比如，在北京周边50-70公里的范围内，在环首都经济圈——包括北京到天津、北京到保定、雄安新区等——节点性城市之间，建起几十甚至上百个小镇，彼此之间用轨道交通连接，然后形成一个城市网络，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

从带动经济增长角度讲，大都市圈所带动的需求是综合性的，可以拓展消费空间、投资空间，拉动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我们做过测算，今后十年仅仅都市圈的发展，给中国经济每年提供的增长动能保守估计每年也会有0.5到1个百分点。”刘世锦说。

都市圈的发展就是在核心城市周边建大量小镇，这里面有相当大房地产发展空间。谁会住这些房子？刘世锦认为，主要包括三类人：

第一，城市核心区人会到周边小镇去住，特别是老年人。有一个统计，北京60岁以上老人占户籍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有调查显示，他们中相当多人愿意到城市周边地区去生活，房子大一点、环境好一点、生活成本低一点，这个需求是有的。

第二，农民工对城市做出很大贡献，但居住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能不能在城市里给他们建设安居房？可能相当多安居房就在这些小镇中建设。

第三，有一些从城市核心区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企业，在周边形成一些特色小镇、服务小镇等，这里面很多就业人口也需要去居住，从而形成很大住房需求。

“如果能把都市圈里小镇的房地产发展起来，对核心城市高房价也会起到一定抑制作用。”刘世锦表示，坚持房住不炒是因为有些地方还在推动房价上升。这很大程度上与土地供应有关，在核心城市周边建大量小镇，实际上是加大住房供给，能逐步降低过高房价，从而降低包括核心城市都市圈范围之内的整个住房成本，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特别是提高产业竞争力都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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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要特别关注三个领域改革

怎么把结构性潜能发挥出来？刘世锦指出，就是要深化改革。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相继下发，这两个文件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目标、重点都很清楚，关键是怎么落实。

刘世锦表示，下一步要特别关注三个领域改革，主要是放开准入、鼓励竞争，一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农村集体建设土地和国有用地要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宅基地要创造条件，能够向集体组织外部去流转。这些方面，大的方针政策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还需要进行配套改革。而都市圈发展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二是，目前仍存在一些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讯、金融等，这些领域进一步放宽准入，鼓励竞争，使一些原来行业外的投资者，包括民营经济投资者能够进入，一方面可以提升效率，另一方面还能够降低全社会基础性成本。

三是，支持密集型服务业改革。这些服务业要对外开放，当然对外开放之前要先对内开放，对内对外开放要相互促进。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把这方面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这对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