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近日李铁的公开演讲内容节选：

谈一谈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以及怎么样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一、当前经济形势面临挑战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现在看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很严重，然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到现在也在下滑，虽然在下降，但是和中美贸易战并没有关系，关于未来的信心和预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各大公司的，特别是与国际贸易以及IT相关公司的股票下跌。但是看GDP增长速度，从高点14.2%下滑到现在的6.6%，不是今年一年的事情，而是历年累积的结果。各地方的GDP增长速度也在下降，有18个省比去年同期下降，这个看图可以看到，不讲了。

刚才大家讲的房地产，我们从2016、2017、2018到2019年看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速度也在直线下降，从－22.4%到现在一直维持负增长，那边看2017年到2018年底整个下滑速度也是非常明显的。

汽车行业也正面临着28年来最严重的下滑，乘用车销量最严重的时候下滑了负20%多，这是很低了，到今年第一季度下滑10.7%，看上去汽车行业的冬天来了。我们要研究做什么样的调整。

我们通过数据看到的不仅仅是投资的下滑，也不仅仅是GDP增长速度的下滑，而是全方位的下滑。再看工业制成品也是如此，家电、冰箱，洗衣机，从过去的增长到现在也出现了下滑，从数据中显示， 2018年3月－6月的家用空调当月销量同比增长速度比2017年有比较大的下滑。

同时地方债务直线上涨。除了少部分省市外，大部分省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公共财政收入比值越过了警戒线，最高的达646%。

还有，去年之前，我们曾经预测中国的旅游发展出现井喷期，2017年是最火的时候，到2018年、2019年旅游业也是处于下滑的状态，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比上年同期的增长速度也是下滑的，国内旅游下滑近三个百分点，2017－2019连续三年春节期间的全国接待游客增长速度连续下滑，下滑了将近一半，这反映出消费状况的不乐观。

然后看就业，从2013年到2018年，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呈现下降趋势，到2018年仅为－0.07%。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2019年以来实际上还是处于负增长状态。这和目前的中美贸易关系的恶化肯定没有太大的关系。

二、产生问题的部分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城市转型面临挑战，粗放发展模式抬高城市发展成本和产业发展成本，而城市的变化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变化。一是土地成本，我们举了几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工业用地平均地价，除了苏州相对平稳之外，深圳、上海、广州等均呈现明显上升，从东中西部来看，综合用地平均地价也是处于上升的状态。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最大的红利就是土地，当然这个红利也在逐渐消失。

第二个劳动力成本。从图上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快速上升。我们再看长三角也是基本上都处于上升状态。

第三个是环境成本。我们知道去年环境治理的风暴席卷了全国，以北京为例，2016、2017年整治了一万多家的“散乱污”企业，河北关停取缔6.8万家“散乱污”企业，山东清理整治8.5万家，天津整治“散乱污”企业2.2万家。这么多企业因为环境治理被清理关停，一方面环境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经济数字的增长，治理环境付出的代价这是必然的。

第四个体制成本。体制成本确实可以激发市场的活力，比如说土地管理制度，行政区划体制，等级和城镇管理体制。如果体制改革没有进展，会造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改革仍相对滞后。首先，在户改和农民工市民化方面，我们推动这么多年的改革，效果怎么样？实际上最近媒体都报道过，以北京为例，2018年北京外来人口近800万，当然北京由于居住证的限制，申报积分落户才有12.4万人符合条件，最后能办理落户的是6000人，公示名单是这样的。如果按这个数字，要花1300年才可能解决完这800万人口落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速度也还在增长。但是实际情况如何？以安徽为例，安徽城乡属性调整的落户占了80%。也就是把村直接转为城市化地区就可以了。真正涉及到务工经商和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并没有多少，城中村改造占了10%，购房占了2.3%，算起来真正的落户，农村直接转为城市化地区的占比非常之高。这项改革从2014年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提出到目前基本没有得到落实。虽然数字有变化，但城市化却没有实质变化。

还有一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看到大的进展，只不过在33个试点中封闭运行“三块地”改革。大家关心的宅基地问题，今年中央12号文件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对城乡要素的市场流通渠道，仍然是以政府的征地为主，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市场也没有放开。实际上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人口在增加，而农村占地从原来的17万平方公里增加了19万平方公里，城乡两头都在占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关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为什么地方债务频发？就是因为地方对土地财政依赖过高，政府转型没有实现，这是造成地方财政债务越来越大的原因。这个债务和房地产过度开发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三四线、五线城市，政府为了追逐土地财政利益，过度发展房地产，导致房子卖不出去，没有实现预期收益，转而形成了债务。一旦控制房地产的发展，就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另一方面我们土地成本高，更多的是在大城市，像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土地成本高，包括地级城市的土地成本都比较高。但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都市圈周边还有相当多的小城市没有发挥作用。过多的压力集中在高等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难以释放出来。

三、发展的潜力。

我们还有没有牌可打，特别是现在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期。记得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过，21世纪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美国的高科技已经被中国赶上来了，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这个大市场对全世界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

首先是中国城镇化人口规模巨大。我们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正是已经进城但却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这部分人，2.26亿，这是未来需要实现市民化的城镇人口，只要他们真正实现了市民化，会大大拉动内需。如果我们保证真实的城镇化率能提高到了70%，那我们的城镇人口将接近10亿，意味着还有2亿多的增量，加上2亿多的存量，总共有接近5个亿的城镇化人口，这些人口进城后会消费和投资，住房供求关系都要发生变化，这个大趋势是不可更改的。农民进城之后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会带来其他消费的提高，同时也带来房地产销售的变化。这些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和市民化的人口，所产生的市场效应是任何国家目前都不具备的。

很多人说中国房地产出现了泡沫，我们把城市化发展较快的日本和韩国的进行比较。在城市化高速增长的阶段，经济增长也处于高速阶段，但是一旦城市化率达到70%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滑，当最大的内需释放完毕的时候，就要全部靠外需，而我们中国的内需潜力还没有释放。我们再看城镇化与房地产销售面积的曲线，呈现同步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当我们允许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他们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房。

第二个是科技创新。我们从数据上看，城市网民不到6个亿，农村网民2亿多，如果我们增加4个亿的城镇人口，那么对技术变革需求的刺激也会放大，这个也是从创新的角度，中国的城镇化大市场，潜力是无比巨大的。

第三个改革释放的人口潜力和土地潜力。在中西部地区，农民需要城镇化的土地变革来分享收益，如果农村的土地参与了变革，形成的收益和未来的进城就业创新在一起，会增加更多发展红利，所以释放土地潜力和人口潜力是未来最大的发展机会。

农民进城后的购房潜力有多大？我们看2010年，农民工居住情况中，购买住房的占比仅0.8%，到了2016年进城农民工购房居住的占17.8%，到了2018年变成19%。从这个变化可以看出，现在和过去农民的消费观念不一样了。过去农民进城的收入拿到家乡村里盖房，互相攀比。现在则是要回到家乡的县城去买房。农村的孩子结婚必须要在城里买房，要解决老人的赡养、医疗、孩子教育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中60%是举家迁徙在城里生活，这批人购买住房的潜力是巨大的。城市化最大的潜力释放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还有一个，就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达国家的小城市数量远比中国的小城市多得多，我们现在的大城市越来越不包容了，人口还在往外撵，但是真正能容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需求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这里城市的各种成本没有那么高，房子也没有那么贵。可以满足大量中低收入人口购买住房的需求。因为特大城市的房价高，中低收入人口买不起啊。但是我们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优势却没有动用起来。城市包括行政辖区总体还是在控制和排斥人口，实际上可以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承接大城市功能疏解的作用。

回过头来讲房地产，它和实体经济连在一起。没有房地产，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买电视、洗衣机、冰箱的需求，不可能啊。没有房子你会买车吗，也不大可能，少部分人会，大部分人不会。因为我们有城市化的红利，我们还有15年到20年的红利期，这个期间怎么调整城镇化的政策，我们希望尽快推动改革，所以这次中央提出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契机。

四、城乡融合发展的巨大契机

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户改、土改、行政管理体制等几项改革，释放中小城市活力，降低城市发展成本，激发经济活力，降低体制成本。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打通城乡间的要素壁垒。我们现在的房价过高，城市发展成本和产业发展成本过高，因此需要新的空间，通过释放小城镇发展的活力，可以降低发展成本，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城乡融合发展，还可以释放农村的土地资源潜力，因为农村还有更多的闲置的资源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

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特别指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二线城市。中央12号文《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也指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这里所说的个别的超大城市也就是北京上海，剩余都不算个别。这么多城市如果真的放开户籍管理，把积分落户条件大大的放开，会解决多少人进城，会有多少投资进来，会带来多少消费，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房地产等产业发展的助力。房地产在未来15年是中国增长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重点就是，有房子才有一切其他消费的可能。

第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开发商和企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把收益从一次性变成长期的利益，降低发展用地的成本，这些都是可做的事情，包括允许宅基地怎么样的流转。目前文件已经提出，宅基地的流转可以突破村的限制，流转范围的扩大可以实现更多的价值，变成农民进城投资和就业的资本。这两个文件颁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关键在于落实。

第三个，继续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允许一些计划内的土地指标支持发展成本较低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在2000年，全国把县以下的开发区全部关掉，结果保留了2000多个县以上的开发区。但是目前看，三四线以上的城市由于城市建设水平较高，土地成本抬升。而五线城市和小城镇的土地成本相对较低。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工业要远离大都市，向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这个转移需要在更小的城市寻找低成本的发展空间，降低企业发展成本，激发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这也要求以城市为主体，形成了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我们要好好学习领会中央和有关部门颁发的文件精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打通城乡要素壁垒，推进各项改革，这是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手段。当然，房地产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