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

导读：10月21日，以“‘更新时代’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治理创新”为主题，由中国房地产报与中央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2023首届城市治理现代化论坛在北京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讲。作为本次大会的压轴演讲，高国力以《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导向、重点任务和目标愿景》为题作精彩分享。他表示，都市圈“画”得很漂亮，但最后各城市还是各干各的，没有实现规划的一体化、项目的统筹化、产业的协作化，那就很难保证城市治理、城市群治理、都市圈治理能够发挥应有作用；城市治理没有持续稳步投融资的跟进，城市治理很难得到长久的支撑和保障。

中房报记者 许倩 北京报道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如果缺少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说很难成立。”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表示。

他认为，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供给还是相对紧张。如果说城市仅有高楼大厦，仅有非常奢侈甚至豪华的硬件设施；如果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那些优质、适用的服务，满足不了市民需求，城市治理就很难说是成功的。

“无论是常住人口、户籍人口还是非户籍人口，从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入托、上学、中考、职业教育需求出发，来判断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改善状况，这是很能够衡量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方面。”他说。

高国力曾先后参与和主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中国软科学研究课题、国家部委重大课题多项，其中，《地区经济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调整优化研究》等课题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二、三等奖。

“希望我的发言能成为一个抛砖引玉的序言，期待后面的发言更加精彩。”高国力说。

6个紧迫性问题

“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的角度很多，观点很多，我认为首先应该立足于问题导向，对我们国家城市治理中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紧迫问题有一个全面梳理。”高国力表示。

他认为，现阶段中国城市治理主要面临六大突出、紧迫性问题：

第一，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配套政策仍然没有到位，尤其在超大、特大城市尤为突出。北上广深的所谓一线城市，已经出现了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倒挂。最典型的是深圳，户籍人口数量可能500万不到，但常住人口数量达1000多万。

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让在这些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但是没有落户的人群，仍然能够享受到与当地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这一直是很多城市面临的迫切问题。

这些常年为城市作出奉献和努力的农民工，以及从事城市服务业的大量常住人口，其社会保障的配套、基本权益的维护及居住社区的融入等都存在很多问题。“这应该是思考城市治理现代化很重要的切入点，这也是践行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很好体现。”高国力说。

第二，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总体较大。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已经超出全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当然距离发达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仍然有一定差距。但即便是这样，我国整体上仍出现了城市资源环境超载的现象，整体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供给相对紧张。特别是超大和特大城市在教育、医疗、文化、科技供给基本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上都面临非常大的不平衡压力，这是下一步城市治理现代化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四，居住、出行等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比如北京上班单程一个半小时内，年轻人觉得可以忍受，但这还面临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以及精神成本，出行过程中要拥挤、堵车，甚至还要吵架。现在大城市病有进一步向中小城市甚至向县城蔓延的态势，很多县城堵车严重，停车位出现空前紧张。这些都是下一步城市治理需要着力规避的问题。居住方面，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中心区域房价居高不下，令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逃离，不利于超大、特大城市集聚全世界优秀人才。

第五，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很多超大、特大城市由于治理不匹配、不到位，仍在一味的集聚、“吸血”。但实际上，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后，应该更多地发挥外溢和辐射带动功能，因为中央提出要做疏解功能，疏解功能业态，进而带动群体往外转移。

第六，城市群、都市圈跨区域一体化机制有待完善。全国27个都市圈的核心圈人均GDP13.5万元，辐射圈仅7.5万元。另外，都市圈中心外围联系不紧密，超过70%的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日均流动规模不足8万人次。

高国力提醒说，如果都市圈“画”得很漂亮，但最后各城市还是各干各的，没有实现规划的一体化、项目的统筹化、产业的协作化，那就很难保证所谓的城市治理、城市群治理、都市圈治理能够应有作用。

4个重要任务

围绕六个问题导向，进一步思考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期所面临任务，“我个人觉得任务非常繁重，并且从很多专业领域都可以提出很多任务。”高国力说。

他提出：第一，强化空间治理效率。城市治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治理、企业治理，必须要落到具体的空间，要把空间治理的机制、内在的大逻辑以及相关配套政策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设计。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空间治理不清，特别是用地效率粗放的问题，已经达到难以为继的地步。短短十几年，土地城镇化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很多新城新区、开发园区，粗放低效，导致很多空城“鬼城”出现，后续很多优质项目进来之后发现落地难。

他还建议，空间治理效率应该聚焦到城市空间内部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要去做更多的设计和研究，包括城市景观、风貌、建筑等，都在重点任务的内容之内。

第二，夯实社会治理根基。包括提高街道社区治理服务水平，健全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尽管城市治理第一直观感觉是落到空间上，但绝不能脱离与之配套和支撑的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而中国在这些方面面临非常大的欠账，包括社区、街道、党政机关与社区层面的衔接呼应。

第三，提升行政管理效能。“要优化行政资源配置和区划设置，城市治理某种意义上首先是城市政府的行政治理，要与时俱进。这方面，整个浙江地区政府和社会治理走在全国的前面，也是全国唯一的共同富裕先行实验区。”

第四，健全城市发展投融资机制。要建立投资收入期限匹配的融资机制，防范化解城市债务风险，“城市治理没有持续稳步投融资的跟进，城市治理很难得到长久的支撑和保障。”高国力说。

6个目标愿景

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愿景非常庞杂，反复思考之后高国力提出，全面推进新型城市建设，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创新、人文、绿色城市。“当然，新型城市化要求不仅仅是这六个，还有很多丰富的内涵。”

第一，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房价的问题、购置型住房的问题、租赁型住房的问题，都应该有合理的组合和供给，当然还有对质量的要求。”他表示。

第二，建设安全灵敏的韧性城市。高国力认为，现在各地政府过于注重生活韧性。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冲击，口罩没地方储存，呼吸机没地方生产，因此，从长远来看还要注重生产韧性，生产链条如果中断，供给出现问题，物流分拨储备要有合理布局，这是将来的愿景。“城市治理要体现在生产韧性和生活韧性统筹兼顾。”

第三，建设运行高效的智慧城市。最关键的是，丰富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满足城市居民日益拓展的丰富需求。

第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创新、绿色和人文，虽然未写入二十大报告，但并不意味着就不重要，创新直接决定了未来的城市活力。

第五，建设清洁低碳的绿色城市，推进生产生活低碳化。

第六，建设魅力彰显的人文城市。

住建部明确，城市更新要坚持“留改拆”并举。“这隐含了对原来城市文化、脉络和肌理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能都像深圳那样，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但是历史文化底蕴显得单薄了，所以下一步要让原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得到保护，同时把新时代的创新文化得到很好的涵养和延续。”高国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