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艺术设计家、教育家、敦煌学家常沙娜

本期人物：常沙娜

著名艺术设计家、教育家、敦煌学家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院长

“新中国形象设计亲历者”

中房报记者 李叶 北京报道

敦煌壁画，震古铄今，链接着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经过岁月淬炼，它的美历久弥新，在绚烂而超逸的技法之下，在沧桑而浑厚的文化底蕴之中，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这些能量吸引着一代代文人志士来到大漠的腹地，探寻敦煌文化的过去与未来。

常书鸿就是其一，并且携家带口定居敦煌守护莫高窟，女儿常沙娜便是在当时奠定下了她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童子功。

她有着许多身份，著名艺术设计家、教育家、敦煌学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院长，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专家。在此之外，如今已年过九旬的常沙娜还有两个更广为人知的标签——“敦煌少女”和“新中国形象设计亲历者”。

12岁时，常沙娜跟随父亲常书鸿辗转来到敦煌，在蓝天与黄沙之间，她度过了别样的青少年时期，这些经历也为她一生的艺术事业写下了注脚。

从临摹敦煌壁画开始，到将敦煌壁画中汲取到的灵感进行创新转化，再到继承父亲的遗志，把守护与推广敦煌艺术作为一生奋斗的目标，她的故事是对“传承与发扬”最好的诠释。

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常沙娜先后参与了人民大会堂、首都剧场、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还主持设计了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政府的紫荆花纪念雕塑。在这些作品之中，常沙娜都融入了敦煌的元素，使敦煌的文化遗产以更鲜活的姿态走向大众。

“对我而言，敦煌壁画上的内容永远新鲜，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常沙娜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感叹，敦煌给予我的是一生的技术、一生的养分和一生酸甜苦辣的记忆。

一眼千年

常沙娜与敦煌的缘分，或许早已在冥冥中注定。

1931年，常沙娜出生在法国。“沙娜”一名，也源于法国里昂的河流La Sâone（音译），这个本为纪念她的出生地而取的名字，却因后来随父亲常书鸿去了敦煌，被许多人认为是“沙漠里的婀娜多姿”之意。许多年后，常沙娜说起这个巧合，仍感慨于命运的奇妙。

一梦敦煌，一眼千年。

常沙娜的童年在法国度过。彼时，父亲的画在法国崭露头角，一家人的生活安宁而富足。

直到1935年，只因在巴黎旧书摊上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常书鸿便开始对敦煌魂牵梦绕起来。

“中国古代艺术的灿烂辉煌使一向倾倒于西洋艺术的他受到了极大震撼。在深刻反省自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漠视和‘数典忘祖’之后，如同高更义无反顾地抛弃巴黎奔向塔西提岛，爸爸下定决心要离开巴黎，回国寻访敦煌石窟。” 常沙娜在回忆录中说道。

命运的齿轮也就此转动。

1936年的秋天，常书鸿回国。次年夏天，常沙娜也跟随母亲乘轮船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就在她们航行于海上之时，日本挑起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战乱之下，千百万中国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常沙娜一家也是如此。

尽管时局动荡不安、屡屡面临生命危险，常书鸿追寻艺术的心却始终没有摇摆。在逃难的日子里，他并未搁置画笔，《茶花》《平地一声雷》《沙娜》等画作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创作的。

常书鸿对于艺术的态度，被年幼的常沙娜一一看在眼里。

在蓝天与黄沙中成长

几经辗转，在1943年的晚秋时节，常沙娜一家从重庆搬到了敦煌，那一年她12岁。

彼时的敦煌县城与如今全然不同。

“四面围着土城墙，城门小小的，沙尘遍地，又穷又破。”常沙娜回忆。

从敦煌去干佛洞（莫高窟）的路上，常沙娜一家坐的是大木轮子的牛车，木轮有一人多高，牛拉着车一路摇来晃去，又慢又颠又冷，25公里路整整走了3小时。迎接他们的晚饭是一碗大粒盐、一碗醋和一碗水煮切面。

环境虽然恶劣，常书鸿仍保持乐观。常沙娜始终记得，快到莫高窟时，常书鸿兴奋地高声招呼，“到了到了，看啊，看见了没有？那就是干佛洞！那是九层楼！还有风铃！”

这样的心态也影响着常沙娜。

第二天，敦煌的天空向初到此处的常沙娜毫不吝啬的展示出它的澄澈。

“千佛洞的天好蓝啊！” 蓝天之下，常沙娜的心情也终于放松下来。随后，她跟随父亲第一次踏入千佛洞。

在洞口射进的阳光照耀下，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铺天盖地的映入常沙娜的眼睛。“我不明白这是些什么，只觉得好看，新鲜，神奇，在明明暗暗的一个个洞窟走进走出，就像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里。”

从此，登上“蜈蚣梯”临摹莫高窟壁画也成了常沙娜青少年时期最快乐的事。同时进入千佛洞临摹的画家也有不少，看到常沙娜的画后，他们都会发出诚心的称赞，“画得不比大人差。”听到夸奖后，常沙娜就画得更来劲了。

在蓝天与黄沙之中，常沙娜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虽然，常沙娜没能正规地完成学校教育，但她学完了父亲为她量身定制的一套课程，这段没有学历的学业为她一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她终身受益。

让敦煌艺术走入大众

特殊的年代，即使深处大漠，也逃不开纷扰。

1945年，就在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刚有起色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呕心沥血开拓的事业眼看就要夭折在摇篮里；由于难以忍受恶劣生活环境，常沙娜母亲也在这一年出走。

打击接踵而至，常书鸿始终不言放弃，在他的屡屡奔走和呼号下，一批批年轻的艺术家被吸引至敦煌，生活物资也逐渐丰富起来。经过数年时间的努力，沉寂在大漠中的这颗明珠终于得以再现辉煌。

常沙娜见证着这些波折与曙光，也磨炼出坚强的心性。

1951年4月，常沙娜协助父亲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敦煌艺术展，周恩来总理冒雨前去参观；也是在这次展览的最后一天，常沙娜见到了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一个新的机缘为她敞开了设计这扇宽阔的大门。

看过敦煌展览后，夫妇二人很受感动，回去以后便向常书鸿提出请求，希望能够让常沙娜一起去到清华大学在林徽因身边学习，对于这一请求常书鸿迟疑了，原想着沙娜画得不错，若可以到中央美院追随徐悲鸿学习，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绘画技巧与知识，对常沙娜画画有很大帮助。但现在林徽因的提议，让作为父亲的常书鸿有了新的想法，原因是妻子忽然地离开让常沙娜瞬间成熟懂事，常书鸿心里很是自责，如果能留在林徽因那里学习，常沙娜也似有位母亲在身边看顾指导了。常沙娜欣然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

1951年下半年，常沙娜进到了梁思成任系主任的营建系。此时，夫妇二人刚忙完国徽设计，林徽因正领着一些年轻教师酝酿改进北京的传统手工艺。

“我们要继承自己民族优良的传统，不仅仅是继承，还要发展出新时代的民族工艺，它们必须是民族的，也必须是今天的。要利用传统的工艺技术，改进它们的功能、造型和装饰设计，将陈设品转化为日用品，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老师林徽因说过的话，常沙娜始终铭记于心，并写在了《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一书中。

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常沙娜、钱美华、黄能馥3个小女生成为当时景泰蓝挽救小组的重要成員，她们尝试着把景泰蓝产品设计为台灯、烟具盒、盘子之类日常用品，还将宋代磁州窑的图案、敦煌的图案等变化后用于装饰这些工艺产品。

这些也成为敦煌艺术走向大众的第一步。

1952年，新中国承办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这次国际会议的主题是“和平”，林徽因指导常沙娜设计了一款和平鸽头巾，头巾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形式，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林先生对我说，一定要用敦煌壁画里的鸽子，不要用毕加索的鸽子。她一说，我就有了灵气，马上就设计了出来。”

这些礼品给了各国代表一个惊喜，反响非常好。常沙娜还记得苏联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赞美的话：“这是新中国最亮的礼物！新的礼物！”

艺术的传承

提到最初的设计作品，常沙娜谦虚的表示，当时我才20出头，跟着林徽因先生学习，所以有机会参加这些重要设计。新中国成立，需要年轻人奉献，我特别认真，因为当时参与这些设计的都是我的前辈，对我来说都是新事物，但我很重视，十分谨慎地完成前辈交给我的任务。

之后的设计生涯里，常沙娜愈发得心应手，有了自己特有的“敦煌风格”。

从共青团团徽，到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再到主持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新中国不少重要的国家设计，都留下了常沙娜的身影。

在设计人民大会堂天顶花灯时，常沙娜把唐代的花饰图案与通风、照明的功能需求与不同材质的组合统一起来，都被潜在地组织在敦煌风格的富丽图案里，成为天顶装饰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个设计既有装饰美感，又具备建筑必需的实用功能，很完整，而且一看就是民族风格。

“我记得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亮灯的那一刻，全场十分兴奋，这个画面已经快70年了，但就像是昨天的事。” 对于这一幕，常沙娜记忆犹新。

经历过无数世事变迁，创作过众多的设计作品，常沙娜对艺术设计一直保有最初的热忱。

她说，虽然说我快70岁才退休，但我又从来没有真正退休，只要国家有重大设计需要我，我是时时待命的。

对于年轻一代的艺术设计者，她也有着自己的期待。“年轻设计师在学习西方美术设计的同时，一定不能忘本、忘了根。”

秉承着父亲“生命不息，跋涉不止”的话语，常沙娜在83岁的年纪开始做“花开敦煌”的设计应用展览，一直到今天，她跟她的团队也没有停止过推广宣传工作。

她说，把敦煌文化传承下去，是对父亲和恩师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