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房报记者 高拯坤 北京报道

中国房地产报：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突破2.8万亿元，同比实现翻番，如此密集的发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郭宏宇：上半年地方债的“井喷”发行，从政策因素来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前授权国务院下达新增地方债年度限额的结果。4月份财政部通知要求，“2019年6月底前完成提前下达新增债券额度的发行，争取在9月底前完成全年新增债券发行”，地方政府因此加快了地方债发行进度。若进一步来看，则体现出中央对地方债更大的放权。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背景下仍由中央政府确定地方债的发行限额，这本身就是出于对地方债务风险的高度警惕而对地方政府债务发行行为作出的制约。提前下达新增地方债的年度限额，弱化了这一制约，可以使地方政府的预算安排有更大的灵活性。

此外，为重大工程提供资金支持也是原因之一，其中就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资金。在2019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中，很大一部分是专项债务，这可以看作是对“三年攻坚战”的直接支持，而且这一政策可能会变成长期政策。不过，更重要的是理顺地方债务的发行制度，降低来自中央政府的制约。毕竟未来地税国税机构合并之后，地方政府的收入将受到了很大影响，需要保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来运行。

中国房地产报：今年地方债发行结构上呈现怎样的特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郭宏宇：人们对地方债的结构问题有不同的关注点，我更侧重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问题。按照财政部披露的《2019年5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2019年5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的平均发行期限为10.4年，再融资债券的平均发行期限为13.9年。为“借新债还旧债”而发行的再融资债券有着更长的平均发行期限，这表明与在预算中安排偿还资金相比，在借新债还旧债时，地方政府会感受着更强的债务压力，并尽可能将债务偿还期限向后延长。

中国房地产报：截至年中，地方债余额已经突破20万亿，这意味着什么？总体风险是否可控？

郭宏宇：地方债的风险是长期的，短期内可控。这主要基于两道防火墙：一是中央政府的信用，人们普遍相信中央政府会一直向地方政府提供支持；二是地方政府本身的信用，长期以来的隐性债务也是通过地方政府的信用来维持的，而被普遍担心的隐性债务并没有爆发出很大的危机，这表明地方政府的信用在整体上仍被人们接受。

中国房地产报：分区域看，地方债偿还压力和负债率很不平衡，一些地区负债率过高，如何控制风险？

郭宏宇：高负债地区未来更值得担心的是经济发展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主动干预，尽管对于政府干预的效率仍有争论，但是主流的观点是需要干预。在“隐性债务的显性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在决策时的约束更多。尽管从决策的自由度上来看，“允许发行地方债务”要优于“禁止发行地方债务”，但是“允许发行地方债务”要比“增加隐性地方债务”有着更强的制约。总的来看，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发行债务的自主权是长期趋势，但是仍要在“适当的债务发行自主权”和“足够的经济发展促进能力”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