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尽管新型肺炎疫情阴云还在，但人们仍然彼此传递温暖，相互砥砺前行。疫情无情，可生活还要继续，维持生活的发展需要继续，思考从来都是发展的发动机，孟晓苏是一位不停思考的学者，他担任过万里的秘书，又在央企任过一把手，还是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他对经济和房地产的实践与思考，历来都是认真的，他对当前疫情之下的一番思考与建议，让我们想起皮扎尼克的诗句：难的是：走在街上，指向天空或大地。

在特殊历史时刻，有静气，然后有谋虑，我们才能积极适应和创造变化，以无愧于这个巨变与求上的时代。孟晓苏从十个不同的角度，作了抗疫思虑，希望对房地产和经济的发展，能产生助益。

孟晓苏

全国人大原委员长万里秘书

中房集团原董事长

现担任中房集团理事长

汇力基金董事长

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进行了一整年，给美国经济带来困难，让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今年年初两国虽然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谁都知道中美贸易摩擦没有完，接着还会有科技、信息与金融方面的摩擦，甚至因某个因素引发摩擦。在国内最需要内需拉动经济的时候，有些地方不顾中央“三稳”要求对楼市有偏向打压，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有些专家已在为增速继续下行寻求“理由”，这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前景都不利。在香港与台湾陆续发生的意外情况让人们看到，不仅信息系统严重失灵，而且对我们的软实力也不利。

进入今年以来，武汉暴发新冠病毒肺炎并向各地蔓延，更让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它的传染速度引起许多国家与地区的恐慌，纷纷对我国采取“封关”与“断航”措施，让我国对外贸易与人员交往遭遇困难。专业人士预测，新冠肺炎影响时间可能要延续到5月份，如此大的负面因素，肯定会施压于本已下行的国民经济增速。去年曾被人嘲笑的“保四争五”泄气说法，需要予以正视，并保持原计划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受到大冲击。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他还要求：“把握主导，壮大网上正能量。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要坚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理念，走出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负能量雾霾，积极营造有利于国内国际发展环境的正能量气场。

笔者多年来始终未停止政策研究与建议，重大建议多被领导层采纳。今日再把对十个问题的思考与网友分享，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希望让大家看到难题有解，鼓舞战胜困难，战胜疫情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念。

篇目如下：

1.着力启动内需，楼市稳住经济；

2.适度宽松货币，走出下降周期；

3.松绑居民房贷，货币传导发力；

4.避免舆论误导，稳定发展预期；

5.扬弃香港模式，扩大城市建区；

6.支持宅地流转，维护农民权益；

7.巧推房地产税，简化征管设计；

8.本币主动升值，减轻转型压力；

9.加快国企改革，化解倒退质疑；

10.与其增加赤字，不如放活经济；

后记：扬正能量气场，拆负能量藩篱。

01

着力启动内需 楼市稳住经济

笔者亲历20多年前的城镇房改工作，是当年房改课题组组长。深刻了解启动房地产业对搞活国民经济的意义。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已开始向重化工时期转型，但那时我们对这种变化缺乏认识，甚至动用“举国体制”打压房地产。直到钢铁、建材、纱锭等出现“全面产能过剩”才开始醒悟，在我与其他专家的建议下，把住房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8年开始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适应中国消费结构转型的需要，有效地启动了内需。从此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经济实现了起飞式发展。1998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那时专家们认为，到2025年我国会成为世界第三，到2050年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房改释放出神奇的内需力量，使我国经济总量平均每两年超越一个国家，到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1996年前治理房地产泡沫的朱镕基副总理，成为房改后支持房地产业发展的朱镕基总理。他说：“房地产业拉动了一百多个产业的发展”！

可惜他所完成的认识转变过程，并没有被后来者所认知。从2010年开始“举国体制”再次抑制房地产业发展，2011年推出“限制购房”的政策。经济反馈相当快捷，2012年经济总量增幅即从2011年的9.5%直接跌落到7.9%，从此结束了8%以上的增幅一路下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发现，同在经济起飞期时，经济总量保持在8%以上增幅的时间，韩国是43年，中国台湾地区是48年，而中国大陆则只保持了33年。经济“早衰”有人为因素，如用政策限制居民购房、过度打压房地产业。在这以后，曾在2013年和2016年两次短期解除“限购”，使国民经济走出第二轮“产能过剩”，短期行为造成“短期刺激”而不是“长效机制”的调控规律。近两年房地产业发展乏力，汽车产业低迷，只靠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拉动力不足，而且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上中美经贸摩擦的继续演化，造成经济下滑压力大的态势。

现在美国等国际势力在外部施压，中国经济发展增压。在这种经济发展内外受压的情况下，还跟内需产业过不去继续打压房地产消费，就值得检视，“因城施策”政策能让房地产业避免“举国体制”的打压，但各地政府与金融主管部门的思维定势普遍存在，对国家新的政策要求不适应。

最近暴发的“新冠肺炎”，几乎使“居家隔离”、“居家抗疫”成为防疫的唯一措施，更让人们看到居家条件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回想17年前“SARS”疫情蔓延时，许多居民去城市郊区购买别墅或其他低密度住房，“防疫避险”心理促进了房屋销售。预计只要取消当下的“限购、限贷”等遏制楼市的措施，不刻意否定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靠楼市活跃化解经济下滑压力仍是可能的。喜见最近不少地方政府积极贯彻中央“因城施策”的要求，在恢复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上付出努力。笔者根据历史经验断言：房地产业能不能恢复发展，楼市能不能重新活跃，将是我国国民经济能不能走出下行趋势的晴雨表。

02

适度宽松货币 走出下降周期

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是与货币紧缩相关联的。已连续三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降至8.1%-8.2%，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我国正常的货币发行量应是多少呢？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编者注）说，上世纪90年代他曾两次请教货币学派鼻祖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在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M2增长速度保持在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左右是合理的”。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据显示，在1993年-2002年朱镕基副总理和总理主管经济的10年中，M2增幅年均22.4%；在2003年-2012年温家宝总理主管经济的10年中，M2增幅年均18%，都是经济增速的两倍左右。为什么要是两倍而不是“等同GDP增速”？为什么要比GDP增幅多出这么多呢？笔者对此做过深入研究。

人们把广义货币M2增幅只理解为“等同GDP增幅”，这是偏狭与不正确的。其实在经济增长因素中，除了“GDP增长”以外还有“存量资产增值”。GDP增长属于增量增长，资产增值则是存量增长，增量增长与存量增长都对货币供应提出需求。而且我国正处于“双重转轨”时期，即处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农业化社会转向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还发生着原先没有进入市场的资产被送入市场，成为“另一种增量”的情况，它的流通交易与增值也对货币发行提出要求。其中主要包括：1.矿产资源入市交易与增值；2.土地低价征用高价拍卖；3.房产的增值与入市交易；4.国企改制与股票上市扩大了资本市场；5.外汇管制造成外汇占款增加；6.农民进城与农地流转增大货币需求，等等。所以每年都要求我国M2增幅比“GDP增幅+通胀指数”高出不少。此外还受到“贪官藏钱”与一些老年居民收藏现钞习惯的影响，使得一部分货币暂时或永久性退出M0，就不会形成M2的情况。根据这些特殊国情，需要再增加一个“补偿系数”。

正是由于新增广义货币大量流向存量资产增值，而不是流向居民消费，出现货币供应量虽大、却没有加大通胀的情况。楼市增值与其它资产增值就像巨大的海绵，把新增广义货币都给吸纳了。根据国外权威机构统计，中国已成为居民家庭财富第二大国，居民主要资产是房产与房产增值。国家为此每年通过发钞获取了可观的“铸币税”，形成的是良性循环。为此我把我国M2增幅计算公式确定为“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存量资产增值率+新增资产入市增量+补偿系数”。用它解释历史上的M2增幅可避免情绪化指责，用于指导今后则会增强决策的理性化与科学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以上要求看当下，M2连续三年压在8%左右明显太低了，不仅使得经济活动“缺血”举步维艰，而且国家每年大约少收了2万亿元“铸币税”，不能不说是损失巨大。人们都认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制定M2增长率。我认为我国M2合理增幅应是13%-14%。近年国家经济发展动力减退，政府与企业都缺钱，已是“鞋紧脚知道”，继续穿小鞋没法走路了。在经济走低趋向明显的情况下，要谨防实际上的“紧缩货币与紧缩金融”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特别是在“防疫抗疫”工作中，需要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各业主单位尽力分担中小企业房租水电费，避免由于经济活动沉寂而伤及微观主体。此时赶快走出误区增发货币、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很为必要的。

03

松绑居民房贷 货币传导发力

在房改中我国实行住房抵押贷款，用银行贷款帮助老百姓买房，成为银行最好的资产。银行行长们都知道，贷给居民买房最安全，不仅抵押物是新的，还有30%-50%首付款做保障。但是主管部门现在却用“限贷”政策把银行力量堵塞，限制银行不能贷款给居民购房，要求银行把贷款贷给卖不出去产品的制造业和没有抵押物的小微企业，把这当成一种“政治正确”。他们不知道这里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不知道对于那些企业来说，比贷款更重要的是把产品卖出去吗？

2016年一季度在国家“去库存”正确政策鼓舞下，商业银行几乎所有新增贷款都流向了购房者。表面看似没有直接贷给制造业和小微企业，但是在居民和银行把购房款交给了开发商后，资金就开始了流动与传导过程：开发商把钱付给了营造商，营造商付给部品制造商，再流向原材料生产商和能源生产商。货币流通不仅把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搞活了，而且每个环节都有对劳动者的支付，劳动者拿到薪酬后去养家糊口，又拉动了消费。这种资金流显示出来的，就是货币传导机制的作用。

跟这个流向类似的有个美国小故事：一个人去住酒店，先交了100美元押金然后去挑选房间。酒店老板趁着这功夫，飞快跑到餐馆付了100美元吃饭欠款；餐馆老板跑到肉铺付了100美元买肉欠款；肉铺老板跑到屠宰场付了100美元进货欠款；屠户叫来女仆还给她100美元欠款；女仆跑到酒店还了上次开房的欠款。这100美元转了一圈，把一连串的欠账都还了。那客人没有选到满意的房间，把100美元要回来去找别的住处了，对他来说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但这一大圈支付都是真实支付。这就是货币传导机制的作用。

为此我画了从上往下的流水图，银行行长们看了都说好。有人建议我把这图倒过来画，倒过来画是棵树状图。有人让去给树梢喷水，说要救小微企业，而人们都知道“浇树要浇根”。树的根系吸收了水份与养分，就顺着树干与树枝传导到树梢，把树叶给救活了。银行贷给居民购房不仅对银行安全，而且跟救活小微企业是连在一起的，只喷树梢不管用。给银行降低准备金率释放出更多流动性，就看资金是不是能用对地方。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现在中小企业受“防疫停工”影响严重，特别是餐饮业、旅游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对他们来说，加大银行贷款已经没有什么作用，更需要的是扩大最终消费，让市场重新活跃，帮助他们把产品与服务卖出去。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特别强调“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和“着力稳定居民消费。扩大消费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希望主管部门能够听懂，为了扩大投资与消费，发挥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需要尽快改变对居民“限房贷”的政策。

04

避免舆论误导 稳定发展预期

近年有媒体制造出一个“房地产绑架论”，说“房地产业绑架了中国经济”，要从“绑架”中解脱出来，这是对主导产业的否定。主导产业理论是说总要有一个帮你管家的。所以要说“绑架”，不如说是“老婆绑架了老公”。自从国民经济娶来房地产业当老婆，已经让经济兴旺了20多年。但是这男人花心，总想休妻另娶，想抛弃“旺夫婆娘”娶高科技小蜜，结果每次赶走老婆都弄得家里经济下滑。每次把老婆请回来不久经济就复苏。高科技可以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现在靠它拉动经济还未到时机。培育高科技产业不仅需要大量投入，还要准备面对来自美国的阻击，做好与美国打“科技战”的准备。前不久我国拟从荷兰进口做芯片的精细光刻机，却因对方惧怕美国而毁约拒售，网络上鼓吹“在芯片上打败美国”等豪言壮语，顿时就噤声了。

中国有句调侃人的话：“老婆总是别人的好”，这正是现在我国一些人的心态。他们看不起中国已经成型的主导产业，总去打压现成可以拉动经济的产业，总是说别国的产业结构多么好，总是不辩证地想砸了自己现成的饭碗去抢别人的饭碗。其实揪着自己的头发也离不开地面，主导产业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设定的。美国建国已经243年，从2012年起房地产业再次复苏，拉动美国经济强势增长。让人们看到房地产业仍然是美国经济的最重要产业。我国从房改算起仅仅21年，城乡居民就不再需要住房了？“黄金时代”就变成“白银时代”或“黄铜时代”了？这些明显是浅见。

多年楼市限购不仅造成市场萧条，而且恶化了研究环境，让专家思维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专家说“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饱和”，还有专家预言房地产企业要大批退市，“垮掉三分之二”。其实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限购”的情况下来谈论市场，市场已被施加了外部压力，信息反馈都已被扭曲，不能正常地反映实际情况。在全国主要城市都“限购”的条件下谈论“老百姓不买房”，就好比是在封路的公路上数车流、在关门的商场里数客流一样，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在为“防疫抗疫”采取隔离措施时，不就出现了“空城现象”吗？总不能把“非常态”当成“新常态”。只有待疫情好转，把路障和商场门打开，那时才能看到真实的路况与市场情况，与被当下扭曲的假象是不一样的。

05

扬弃香港模式 扩大城市建区

几个月前香港发生的社会动荡与暴力活动，把香港社会积存多年的矛盾突然暴露在人们面前。香港回归22年后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明显扩大。特别是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更是让人揪心，供低收入家庭租住的“公屋”平均只有15平方米，条件很差。这也是当年“SARS”流入香港后传播迅猛的重要原因。而现在不少香港年轻人所能盼望的，就是搬出与父母共同租住的15平方米，搬入自己租住的15平方米。梁锦松(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前司长，编者注)说：“我早就说过，香港的年轻人是绝望的”。早在2013年6月笔者就公开提醒香港特区政府，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被香港媒体发表为《中国“房地产教父”孟晓苏：港府治楼市要专注建居屋》。但是这些提醒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积存的民生问题终于集中暴发出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面积1106 平方公里，人口718万人，而城市建成区仅265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4%。尚有76%面积没有开发，闲置的可用土地足够再造一个香港。香港人均城市建成区面积仅37 平方米。住宅供地只占7%。对比香港新界与深圳，在深圳一侧已高楼林立，而香港新界一侧却大量土地闲置，被作为“郊野公园”。这种由政府严控供地的做法，说是为“环境保护”和“为候鸟迁徙保留栖息地”，人们普遍认为是为维护港岛与九龙的高房价。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内地城市的土地制度那么像香港？1986年我国设立“国家土地管理局”时我正在国务院工作，了解这段历史。那时曾派专家组去考察国外境外土地制度，但因国家外汇紧张，考察组只走到香港，没有资金去到其它国家和地区考察。后来就按照香港土地制度，制定出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此后多年没再做修改。假如当年能给考察组多一些经费，让他们有能力去考察美国、欧洲与澳大利亚，就会做出与今天不一样的制度设计。片面学习“香港模式”造成我国城市建成区普遍狭小，北上广深加天津五个大城市的城市建成区，加起来没有一个东京都市圈的城市建成区大。这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建设理念上的区别。

按照我国城市规划要求，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为人均100平方米，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人。比如北京人口近2200万人，城市建成区就需要2200平方公里，实际上只有1400平方公里；上海人口2400多万人，城市建成区需要2400多平方公里，实际上只有1300多平方公里。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平均为70平方米和66平方米，远低于规划要求。作为历史上多年的农业国，我国还保留着“特大城市中也要保留耕地”的落伍认识，在上海城市规划区内保留“耕地”，在缺水城市北京拿“南水北调”的水种庄稼。最近又有城市学香港用大片土地作为“候鸟迁徙栖息地”的做法，在湿地保护问题上走极端，强行拆除合法合规建设的人类居住区，闹得民怨沸腾。看看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难道不该在类似的城市建设问题上反思吗？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过分控制了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正常的城市功能怎么能不受挤压呢？笔者认为，我国城市应走出单一“香港模式”，按照城市规划用地指标，合理增加土地供给，科学扩大城市规模。特别是要增加城市住宅建设用地，防止因供地过少造成地价过高，人为推升房价上涨。

06

支持宅地流转 维护农民权益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积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近些年在政策鼓励下农民大量进城，本来农村宅基地应该减少才对，实际上却在增加，这是宅基地流转政策滞后造成的。其实让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可以解决农民进城安家落户的资金来源，也是一种帮助农民脱贫的手段，通过宅基地复垦还可以增加耕地，又让没有进城的“乡里农民”可以更多分享土地资源。我2007年提出的“让农民全家带着地票进城”，已从2008年开始在重庆试点，并取得成功。它不仅让农民有钱进城买房安家，而且通过宅基地复垦增加了耕地，还让没离开村里的农民获益，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现在经常看到发文空谈“三农问题”，与在农村改革之前看到的文件类似。而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当年万里同志所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就是紧紧抓住“三农问题”的核心即“土地问题”，把耕作用的土地承包给农户，很快解决了农业产出、农民富裕、农村发展的“三农”问题，农村改革还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在农村耕作用地改革任务完成后，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改革任务又摆在面前。近些年来农民进城推动着城镇化，农民群众急需解决新的“土地问题”，即农村建设用地流转问题。农民本来不是“无产者”，实行建设用地流转特别是宅基地流转，才可能把他们的最大资产变现。过去长期限制农民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农民进城后只能慢慢挣钱购房，居住条件拮据，“农村的大房子空着养老鼠，自己在城市里住得像老鼠”。有不少农民不顾“违法”向城里人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形成了大量的“小产权房”现象，就是一种对不合理法律规定的自发反抗。

二十多年前万里同志曾经问我“什么是小产权房”？“为什么不能让农民转让呢”？我说不是违法嘛。万里同志说：“小产权房违法？你把法律修改了他不就不违法了嘛！农村承包制开始是不是违法？后来我们修改了法律，他就不违法了”。我说“听明白了”，万里同志指着我说：“你去讲”！根据万里同志指示，我持续讲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说是万里同志让我讲的。2015年万里同志去世，我从2017年才开始说是万里同志让我讲的。搞城市建设的人很多都知道了，我希望让管农村政策的人也知道。现在与其空谈“三农问题”，不如切实解决好农村土地流转、特别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

中央早就有了“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政策导向，前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圈、使用权分置改革”。而现在却仍然拖着不推进，造成一些地方政府违法作为，甚至强拆老百姓房子。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防止强拆侵犯农民和城市居民利益有帮助，但是仍规定农村宅基地流转只能用于“工业与商业用途”。宅基地本来就是建住宅的，流转后反而不能作为住宅建设用地，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是不愿意让农村建设用地卖出钱来，顽固维护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既得利益。农民群众的最大期待是让宅基地流转政策“第二只靴子”落地。

当然随着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会对现在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财政形成压力。这就需要配套推进税制改革。

07

巧推房地产税 简化征退设计

迟迟不开征房地产税，继续延用依赖“土地财政”的政策，已经使两部分人受害。第一部分受害人群是农民，在我国不征房地产税的情况下，是“廉价征地高价卖”，从中获取“土地差价”用于城市建设；第二部分受害人群是最后买房的人群，几乎所有城市费用都要从地价转化成的房价里出，谁最后买房谁倒霉，其中主要是年轻人。这两个被强迫承担费用的弱势群体，本来应是政策扶助的对象，现在却把城市建设费用都摊到他们头上，这个制度设计难道不应该改变吗？

至今未能开征房地产税的障碍是税制设计。主管部门曾经做出一个很复杂的设计，要求建立海量数据库并增加海量公务员，以核定解决“第一套房不交税”的问题。其实房地产税是个很容易征收的税种，有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可资借鉴。

参照国际经验，我对房地产税做了简便易行的设计。它的要点有三：第一，所有城镇住房都要征税，即“尽房皆税”，这让这个税种很好征，让人人都是纳税人；第二，每位居民可以凭身份证“退税”一套房。单身可以退一套，婚姻状态可以退两套，家里有老人的还可以多退一两套，这样可以鼓励赡养老人。这样做也就把拆迁安置房、房改房等政策性房屋都退税了。以上两条合起来叫做“见房就征、见证就退”，简便易行非常容易操作。第三，从“小产权房”起征房地产税，税率可以适当高些。缴税后其房产权就合法了，而且可以保留“小产权房”的永久地权的性质，不必将其变为“七十年”。这样我国的土地制度就可以与国际完全接轨了。

征房地产税后需要明确“土地使用权届满自动续期”的不再缴费，因为已经从房产持有阶段按年度征税了；需要取消“土地增值税”，因为土地增值可以从房产增值中收税，这个税种已没有存在意义；更需要取消“限购”等抑制内需政策以活跃房地产市场，那时房产持有多的纳税就多、退税就少，税收杠杆能自动调节人们持有住房的愿望。

征收房地产税后，就打破了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并可以用于城市住宅建设的最后一道屏障，可以造福于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让地方政府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通过与国际接轨的合理税制获取稳定的税收。这些都有利于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制度设计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税收制度从来都是社会制度优劣的重要体现，在不开征房地产税，要靠“土地财政”从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手中拿钱，去补贴城市建设和城市中高收入群体的情况下，怎么好说我们理解了社会制度无比优越呢？还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按照国务院要求：“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08

本币主动升值 减轻转型压力

美国最近宣称把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中国方面表示不领情，因为本来也不是什么“汇率操纵国”。从中美两国最近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可以看到，对方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是谨防人民币汇率贬值。可以预期美国可能对我国发动的“汇率战”，是要求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我们似乎在步步为营地退守，并等待着迎击美国在汇率方面发起的新挑战。笔者对此感到不好理解，人民币汇率本来就应当继续升值，为什么不主动升值，而要等着美国进攻呢？

笔者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公开支持者。早在2002年我就呼吁人民币升值，那时是要被指责为“屈从于国际反动势力压力”的。我作为进口产业的代表，从多方面阐述本币升值利大于弊。那轮呼吁起到很好作用，国家自2004年起连续提升人民币汇率，从2004年初的1:8.27一路升高到2010年初的1:6.83，升值幅度达21%。升值有效提升国际购买力、化解通胀风险、鼓励投资信心、保持住经济稳步增长。今天回顾既往，更能看清楚当年人民币升值的决策是正确的。

现在我国正在加快从“出口大国”转变为“进口大国”，出口也从“产品输出”快速转向“资本输出”，在这种趋向下，我已经多次呼吁人民币应当继续升值。汇率升值的好处是明显的：它有利于进口和进口型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抑制通胀；有利于稳定投资者信心，防止资金外流；有利于国家正在实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发展国际产能合作非常有利；有利于中国企业购买国外技术、专利与品牌；有利于百姓出国旅游、购物、留学、投资、养老；有利于营造更好国际环境，化解贸易争议；有利于我们国家财富与人民财富的效应显现，提前实现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去年年底前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为我国去年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提供了重要计算依据。

尽管本币升值有不利于产品出口等弊端，但是要权衡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虽然现在美国暂时不把中国划为“汇率操纵国”，中美经贸谈判中我方在汇率问题上压力减小，但这正是去年年底我国主动本币升值的结果，不能因此忽视了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好处。考虑到受“新冠病毒肺炎”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口会面对更多困难，却对我国扩大进口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应当继续主动本币升值，以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需要。

09

加快国企改革 化解倒退质疑

推进国企改革是党中央既定政策。而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但近年来“国进民退”问题凸显。屡屡出现“民营经济退场”等怪论，在中央领导人出面讲话后，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仍扭不过来；在这种思维影响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少已成为民企请国企占大股的“逆向操作”，企业改革出现明显倒退；十年来通过发地方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各地都成立一批“城投”、“交投”等“平台公司”，它们都是新国企；推行“PPP”几年来，又通过增加企业负债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施工类国企迅速扩大了资产规模；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不少干部从反面“吸取教训”，行政审批与企业融资都远避民营企业。

现在不仅需要支持非公企业发展，还需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我已经提建议，国资与国企改革应加快进行三个“偿还”：第一，要“把房产偿还给居民”。房改虽已基本完成，但还剩下“国产房”、“院产房”、“军产房”等，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第二，要“把养老金偿还给职工”。加快落实“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进度，首先补足城镇养老金缺口，随后要考虑农民的事；第三，要“把借债偿还给债权人”，积极推动政府公共资产证券化，减轻政府债务负担。笔者从2005年起持续提倡引进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从2007年开始呼吁推进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资产证券化，就是要改变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发展直接融资，减少刚性兑付，化解金融风险。如果这些我国既定的国企与国资改革都能实施到位，应能让我国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成功实现“消肿减磅”，提高微观经济主体发展活力。它不仅会有让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好处，而且会在改革开放上赢取各方面的信任，化解人们的质疑。

除了企业改革以外，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可能进展，是进一步明确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约束政府调控的力度与范围，避免再用“举国体制”打压经济。首先可以改变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发生过是用“市场经济”还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讨论，最后“暂时”统一在后者，是为平衡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赞成意见。现在28年过去，政策导向与提法都需要与时俱进。到了恢复邓小平同志原意，启用“市场经济”提法的时候了。它也可以化解国际上对我国经济体制的疑虑，适应我国要求各国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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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增加赤字 不如放活经济

最近听到有专家说，因为现在疫情严重，所以“不需要刺激经济，只需要挽救企业”，这是明显的浅见。为此我不得不再补充一篇“后记”，以说明为什么我国需要发展经济，和如何重启经济发展的问题。

看来这位专家不懂得经济发展与抗击疫情的关系，他以为只要政府继续减税和补贴企业就可以了。政府真有花不完的钱吗？经济垮下来政府拿什么救企业？前文已分析过，在经济增速连年下行、货币发行持续减量的情况下，政府调动资金的能力已非常有限。君不见，已有官方智库人士紧急呼吁“今年增加一万亿赤字用于应对疫情”吗？在抗击疫情时不考虑经济发展，忘记了“发展是硬道理”，误以为“举国体制”就是全国只能干“抗击疫情”这一件事，不必顾及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可谓之为“顾头不顾腚”的想法。它可能酿成经济加速下滑的“次生灾害”，放大疫情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

既然已经说到了“增加一万亿赤字”问题，那就不妨再多说几句。“增加赤字”比“增发国债”来得快，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通过就能执行。但是2019年我国财政赤字已高达4.8万亿元，赤字率增至4.89%，比年初定的2.8%高出不少。赤字冲上新高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下滑和实行减税政策。此外打压房地产业造成企业购地负增长，让政府收入雪上加霜，2019年政府性基金支大于收，差额为-6,849亿元。若算上这一块减收，财政赤字率达到5.59%。此时不去考虑如何搞活经济发展，还在压制楼市和内需，而想再用扩大财政赤字的办法挖肉补疮，无异于饮鸩止渴。为什么放着搞活经济的大路不走，非要走扩大赤字的独木桥呢？

财政赤字总要弥补回来的。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办法不外有三：一是动用历年财政结余，二是增加税收。这两条对我国来说现在都没大用，增加税收与现在的减税要求是背道而驰。第三种办法就是印钞票和发国债，为什么我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说呢？因为增发国债也多是靠日后发钞来偿还。前文已说明，我对增加广义货币供应量持积极态度，认为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已势在必行，增加货币供应比增加赤字见效更快，还不用考虑还钱。但我早已言明，绝不能孤立地只做这一件事。若不通过房产升值与其它资产升值去吸纳发钞，新增货币就会涌入消费领域引发通货膨胀。如果财政政策不得不扩大赤字以“寅吃卯粮”，就更要努力盘活经济或称“刺激经济发展”。这就像治疗重症患者一样，在下药后须要小心护理以维持生命体征，尽量减少负药效。新冠肺炎即使无药可医也必须大量输氧，最终是要靠调动患者的自身潜能，恢复其生命活力而实现康复。

综上所述，本文已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发展指出了一条便于通达的道路。只要思想不钻牛角尖，不刻意跟自己过不去，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本来不是件难办的事。其中多数只是需要把过去严加管控的事情放宽管控，或者干脆放开就可以了。不是要“管活经济”，而是要“放活经济”。比如在扩大内需与活跃楼市上，不是需要政府再“做什么”，而只是需要政府“不再做什么”，经济就有望自行恢复。当然要管住某些部门“闲不住的手”也得下力气，必须“敢作为”才能避免其继续“乱作为”。特别是对因惧怕主管部门“调控约谈”而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地方政府，要鼓励他们增强胆量，让思想冲破牢笼，大胆实行“因城施策”。这都需要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后记

扬正能量气场 拆负能量藩篱

本文试图告诉人们，现在横亘在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其实难题都有解。它呼唤以正能量驱散弥漫在人们心中的忧国雾霾。当您感到这篇文章的说法与某些媒体说法不一致的时候，您可选择继续笃信那些说法，抑或反思那些说法是否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是否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改革开放要求。近年来，不少媒体与社会舆论长期质疑我国实行多年的正确政策，包括本文提到的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保持适合我国发展需要的货币供应量、用混合所有制加快推动国企改革等政策。久而久之，这些负能量宣传已充斥舆论场，甚至是“以劣驱良”。笔者作为国家若干重大经济政策的提出人，现在再次提出的这些充满正能量而又简便易行的治国理政大计，反而可能被当作“异见”。此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为当前舆论融入更多暖色调，营造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浓厚氛围”，真是十分必要和及时。

现在“负能量宣传”对于中央精神的曲解比比皆是。举个例子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总书记这句话用通俗易懂语言讲明了道理，既强调住房居住功能，又没有否定其商品功能，要严控的是“炒房”。但却被人们演绎成为完全不同的四种说法：1.“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买’的”，为此限制居民购房；2.“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卖’的”，为此限制开发企业卖房；3、“房子是用来租的，不能是用来‘售’的”，直接否定“租售并举”要求；4.“房子只能单位买，个人只能租住公房”，则更是要倒退到房改之前去。本文是在提醒大家，需要走出误区，回归本意，按照中央“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要求，坚持市场化方向，而不是不加思考地一刀切实行“限购”和“限贷”。

再看已普遍实行的“车辆限购”与“限行”政策，更是充满负能量的消极办法。它不仅妨碍正常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而且已造成汽车产业连续两年多下滑。究其原因，就是本文所指出的不去及时扩大城市空间的缘故。但是有人宁可长期施行“限行、限购”的懒政庸政，也不去实行积极政策扩大城市建成区。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明确要求：“暂停尾号限行”、”防止聚集性交叉感染”，更提出“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的要求。这些要求能够得到各地的积极响应吗？那些热衷于“限政”的人，你们会支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明确要求，还是继续抵制正确意见，以便让“限号”与“限行”等消极政策再以“城市空间拥挤”为理由而继续施行呢？

在抗击新冠疫情过后，我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恢复对外经济往来的任务艰巨繁重。现在需要的是重拾实事求是精神，以科学态度找准国民经济的增长点。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行积极活跃的经济政策，尽快改变抑制内需的多项限制政策，释放出国民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与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只要延续“伟大觉醒”，继续改革开放，我们不仅一定能战胜新冠疫情，而且一定能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延续我国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