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30年住房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中国经济2027年有望世界第一-中国房地产网

编者按
1992年，理想照耀现实，无论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房地产，对于中国企业家，都是一个龙门陡开、充满希望的创造创业年份。
30年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中国房改、人民安居以及房地产市场主体的企业——成就一堆堆，往事一幕幕，燃灯者一个个。
这一年，中国房地产报应运诞生，30年来看尽中国人居、中国城市喷薄而出的向上力量和繁荣昌盛，看见中国房地产企业和行业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奋斗成就，我们一路同行鲜活报道行业的光荣与梦想，我们一路同行走入脱贫攻坚、抗击疫情和乡村振兴的现场，看见企业向善而生公益至上的行动与担当。
站在未来，中国房地产报推出《向未来·再出发——人居改变中国30年大历史》大型新闻主题报道，全面深刻地记录和复活中国人居事业30年行进这段光荣与梦想的特大历史，重新思考，汇聚智慧，相信未来，再次出发。

深色条纹西装，白色纹理衬衫，蓝色点纹领带，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看起来他远比同龄人显得更年轻。一副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长者风范，更让人如沐春风。

他是郑新立，曾是中央政策文件重要的起草人之一，他的命运与时代相连，与改革相接。他肩负重要历史使命，将自己一生所学奉献给国家。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时期，解放思想的浪潮在全社会蔓延。这一年，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郑新立47岁，正值人生黄金期的他被授予重任，参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工作。从这以后，他几乎参与了所有“八五”至“十一五”关键时期中央经济改革重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郑新立是一位顶尖的学者。他文思敏捷，下笔成章；他站位高远，拥有敏锐目光。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亚、东南亚各国，郑新立提议国家“保八增速”；2012年，国际形势发生复杂变化，他提议设立“亚投行”。两条意见均被中央采纳并上升为国家决策，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国际地位提升产生深远影响。

2022年是中国房地产报创刊30周年，9月3日，作为时代亲历者与见证者的郑新立应邀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专访。访谈地点选在北京万寿路附近一间古色古香的茶室。

在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郑新立语速不快，声音沉稳有力，回忆到深处，他用手指敲打着座椅扶手，表情时而严肃时而充满笑意，当年发生的故事，在他口中娓娓道来。

讲到当下政策落实与经济形势，郑新立笑容可掬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说：目前国家面临着很多难关与考验，要加速推进和真正建立起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对于未来和破局，郑新立认为，“负碳”能源和数字经济将成为今后经济增长新动能，要坚持扩大内需，持续释放增长潜力，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27年重回世界第一位置。

一个半小时时间，大大小小十余个问题，跟随郑新立的思绪，时空穿梭回到了那个激昂的年代。从青年到中年，再到如今白了头，郑新立为国分忧的初心未改，他依然坚定与固执地认为，做研究就是要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就是要脚踏实地敢于提出建议。如果有一个建议被采纳，如果能够真正影响到国家发展、造福百姓，那将是一名研究人员最伟大的幸事与成就。

这位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再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智囊，数十年专注于研究工作，形成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认识与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走势》《郑新立文集》等专著和主编著作数十部，在宏观经济与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等领域拥有着独到见解。

1992年，是中国改革史上举足轻重的一年，也是郑新立口中影响自己一生的年份。

这一年，初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巡视，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随后，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相继在北京召开，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也是这一年，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郑新立被授予重任，于年底首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成为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小组成员。

“起草中央全会文件，耗时近一年，需要多次调研，反复修改文稿直至成稿，会后还要参与中央文件精神的宣讲。对个人而言，收获非常巨大。”回想起1992年，郑新立说，首次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从这时开始，他的人生，他的研究生涯，与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更加紧密连接在一起。

十四届三中全会后，郑新立又连续参加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这四次会议，都是我党历史上做出重大改革决定的会议，能够连续参与这四个重要文件的起草，算起来也只有我一人。”郑新立欣慰地说。

大半生的日积月累，让郑新立的研究工作愈发得心应手，他在计划与投资、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研究等领域所形成的独到见解为外界所称赞。这些年，他几乎参与了所有“八五”至“十一五”关键时期中央经济改革重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为党和国家执政理论、文献建设和国家经济规划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岁月变迁，往事历历在目，在郑新立心中，他参与住房制度改革的经历同样难忘，意义不凡。

郑新立说，过去这30年，变化最大的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尤其是居住改善非常明显。“现在社会上有争议，我们为什么要成立那么多房地产企业？为什么要盖那么多房子？”顿了一下，郑新立皱着眉头说：“他们不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只有7平方米，很多家庭都是两代甚至是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那个时候，居住条件的改善是大家最迫切的需求啊！”

他神色略有舒缓地接着说道：“现在我们人均居住面积是多少？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40平方米，相比过去翻了几倍，住房条件极大改善。改革开放40多年，尤其是1992年以后，我们在住房建设上取得了伟大成就，解决了14亿人的住房问题。”

1993年，国务院在珠海召开全国城市房地产和城市建设专题会议。当时，珠海提出了经营城市的概念，走在了全国房地产改革的最前面。在这场会议中，郑新立负责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以这场会议为基础，国务院出台关于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84号文件。次年，国务院发布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意见，提出住宅商品化、市场化、私有化。

从这时算起，一直到2000年郑新立调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之前，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代表的郑新立，全程参与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为了寻找适合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小组成员的足迹遍布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去考察、去取经和学习。最终才制定出属于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郑新立表示，这项大胆创新的重磅改革，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一大批房地产企业应运而生，住房建设不断加速，房地产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带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

作为政策制定者与时代亲历者，郑新立充满肯定地说：“没有住房商品化改革，中国人就不会有如今的住房条件。这份成绩是不容忽视的。”

这出乎记者的预想，竟然不是常人认为的“深度参与中央文件起草”这种重大的荣耀。郑新立谦虚地说：“我这辈子，写了很多字，出了很多书，这么多文章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两个寥寥千字的短篇文章发挥的作用大。”

这要回到1997年，当年下半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东亚各国。至1998年，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持续深化。虽然中国大陆地区未受直接影响，但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压力。

彼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外贸带来巨大冲击，进而传导至整体经济上。国内方面，为了治理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出台政策收紧银根，随后造成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局面。

国民经济“三驾马车”的投资、消费和出口，有两个出了问题，中国该怎么办？1998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保八”的政策目标，中央在投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是中国经济第一次“保八”，虽然最终受国企改革、特大洪水等困难因素影响，1998年GDP增速落在了7.8%，“保八”未能如愿但成绩斐然。

郑新立的第一篇千字文与此有关，他是当年中国经济增长关键的破局人之一，也是建言加大投资的第一人。1998年4月，郑新立撰写了《确保今年8%增长速度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他算了一笔账，按照当时国内的需求计算，想要实现“保八”仍有200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为此，他提出发行国债用于扩大内需，经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上报朱镕基总理。国务院最终决定连续5年每年发行1500亿元10年期建设债券，集中用于交通通信、国家电网改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水利工程以及大学扩建等基础设施建设。

见证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十年之后，2012年郑新立退休了。带着渊博的学识与经验，他出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一职。郑新立回忆说：“在当时召开的博鳌论坛上，在讨论亚洲经济发展时，大家感到亚洲国家最薄弱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亚开行（亚洲开发银行）认为，未来10年亚洲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几万亿美元，但实际能够提供的资金却不足5%，存在大量的资金的缺口。”

这场会议使郑新立脑海中有了新思考：为什么亚洲不能联合起来建两个银行？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另一个是亚洲农业投资银行。为了这个想法，郑新立找到了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反复探讨这件事的可行性。最终二人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4月，郑新立主笔完成了《关于设立由我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机构的建议》，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名义上报中央，得到了充分肯定。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2015年12月25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至2021年10月，亚投行成员数量已增至104个。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评价称，建立亚投行是中国最富有智慧的建议，开创了全球金融的中国元年。

对于这些四两拨千斤的经世济民的建议，郑新立说：“作为一名智库研究员，要不务虚名会干实事，不要跟着说大话空话，最大的责任是敢于结合实际，把具有可操作性的真知灼见提出来，帮助国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

郑新立说，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我在国务院和中央的智库部门一共工作了40多年，这两篇小小的文章与建议最终被国家采纳，让我感到自己的研究生涯有意义，没有白过。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发展日新月异，每10年都会迎来一场重大的改革和结构调整。

“现在是改革开放后第四个10年，我国结构调整面临着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中央提出，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后来又提出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十余年来，这项改革我认为进展还不够理想，推进速度较慢。”郑新立有些许忧虑地说。

“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5︰1。如果真正建立起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那么农业农村就会呈现迅速发展局面，城乡发展差距就能迅速缩小。”郑新立认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事关全局，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着力点，也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有力抓手。

他表示，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建设用地，由政府向农民征地，再通过招拍挂流入市场。动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土地出让增值收益中，有70%成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有超过20%被开发商拿走，最终留给农民的寥寥无几，这很不合理。

去年，尽管有疫情影响，全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仍达到8.71万亿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国有5亿多农民，但是农业增加值每年才7万多亿元。如果建立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改革部署能够实现，土地出让金更多地分配给农村，那么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就有了更多资金。

郑新立强调，对房地产而言，其它商品需求都可能封顶，但是房地产没有封顶，人们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不断在升级与释放，这使得房地产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支柱产业。但为什么中国现在的房地产业呈现如此复杂难解的局面？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这些年高房价饱受质疑，我认为根本原因不是货币发行量增多，不能通过收紧银根的方法来抑制房价上涨，而在于建设用地供给不足。”郑新立认为，大多数城市的房价，相关系数最高的是上一年建设用地出让的数量。如果上一年开发商拿到的地增多，那么第二年房价就会稳定，甚至有所回落。现在每年的建设用地供给如同挤牙膏一般，一年批一点。如果能够建立土地供应的弹性机制，收入主要归农村集体所有，房价和地价上涨，那么就增加一些土地供应，这样就会形成城市建设土地稳定且均衡的增长机制。

郑新立认为，这步棋走活，经济全盘皆活。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加速土地改革，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好农业现代化、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这4件事，我们的经济一定会释放需求，充满增长的活力。

不仅仅是土地问题和房地产问题被郑新立所挂念。虽然他已经退休多年，但他的视野依然紧紧地盯在时代前沿。对于未来，郑新立认为，中国要围绕着数字经济和“双碳”目标进行改革，这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他说，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国都落后了，到现在还在补课。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很可能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跟随转变为引领。现在，我们建设了全世界最发达的5G网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也走在前列。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很多技术领先全球。光伏产能占全世界总量的70%~80%，风电产能占全世界总量同样过半。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郑新立信心满满地说，中国正在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将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我坚定地相信再过5年中国经济总量重回世界第一有着巨大的可能性。如此，我将再无遗憾。”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常务副理事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咨询专家郑新立。中房报记者刘洋/摄

郑新立：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是两次进北京，两次进中南海。第一次进京是1964年，考上北京钢铁学院，离开河南农村老家。不夸张地说，那时候100个同龄人里只有一个人能上大学，这第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第二次进京是1978年，恰逢研究生考试恢复，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再度进京。

198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有幸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人生中第一次进入中南海；后来工作调动，直至2000年调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时，又再度回到中南海工作。

这一生，有很多坎坷，能够两进北京，两进中南海，我这一生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

中国房地产报：考研之前，您已经在工厂工作多年，决定考研时心里想的什么？

郑新立：那时候我在河北邯郸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做学大庆办公室主任。实话说，很多专业知识都荒废了。但是我觉得自己30多岁还很年轻，要学习，要充实自己，要参与到我们国家的发展中。当时报考工业经济专业的有400多人，最终录取了20人。可以说，这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

中国房地产报：目前看，房地产行业风险不断加剧，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郑新立：要小心再小心，切莫捅破房地产泡沫。如果泡沫被捅破，即便是一两个城市，也会产生全局性影响，要牢牢汲取日本和我国香港当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所带来的教训。应该慢慢地去消化这些泡沫，采取一种吃中药而不吃西药的方式，以求治标治本。

中国房地产报：近期烂尾楼问题引发广泛关注，但是相较于房地产总量来说，烂尾楼数量并不高。对于占比更大的在建楼盘，以及那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显现的楼盘，我们该怎么做？

郑新立：要避免房企倒闭，银行贷款不要突然一下子抽贷、停贷，否则很危险。要采取多种方式，稳定房地产市场，稳定金融，千万不能操之过急进而采取极端手段。已经出问题的项目，资产证券化或许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式。

郑新立：退休之后，除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等工作，我集中精力把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收集起来，出版了几本书。其中，《郑新立文集》全书560余万字，按时间顺序分16卷，收录了我从1981年至2016年4月公开发表的554篇文章。

郑新立：中美问题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极端政策，原因是这些年中国过于表露自己。实际上不是，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足够大，藏也藏不起来。

中国进出口贸易连续十几年世界第一，伴随着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国内现在有一种氛围，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很容易提升，可以不再过分关注。殊不知过去40年，中国为了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中国面对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还没有完成，理应有着巨大的需求，经济增长速度也绝不应该是现在的4%~5%，而是完全有可能提升到6%以上。但实际局面是，我们的需求萎缩，增长动力不足，这一定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是宏观调控和体制出了问题。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提出“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这是政策调整的积极信号，会影响未来很多年，要真正按照中央要求去做，释放出中国巨大的增长潜力。

郑新立：在起草十七大文件时，我算过一笔账，到2027年中国经济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如果中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我依然保持乐观，坚定地相信再过5年中国经济总量重回世界第一有着巨大的可能性。所以，我期待着到2027年能看到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也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国重回世界第一。

郑新立：要围绕7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扩大需求积极作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释放中国经济增长巨大潜能，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持续健康发展。

郑新立：第四次工业革命已到来，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希望年轻人能够在数字化和“双碳”经济方面做出贡献，这是新一代的使命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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