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

中房报记者 许倩 北京报道

导读：10月21日，以“‘更新时代’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治理创新”为主题，由中国房地产报与中央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2023首届城市治理现代化论坛在北京举办。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讲。作为本次大会的压轴演讲，沈体雁以《建立现代公共服务机制和一般治理理论》为题作精彩分享。

他表示，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正从技术创新驱动的政府-社会“客服”型治理的上半程，向制度创新驱动的政府-社会-市场“共创”型治理的下半程转变。我们应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国家治理平台帮助中国人重新找回中国人服务社会、天下为公的理性或者人性。

“通过40多年高速发展，物质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已经不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的短缺，跟不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表示。

这种情况下，城市治理应该怎么做？

他认为，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应该从“压力型体制”向“价值共创型体制”转变，形成一种可以相对独立于现代市场体系以外的公共服务机制，以极大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度。

过去12345热线+网格接诉即办、未诉先办、一网统管、末尾治理等，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把政府体制内的力量激发出来了，产生了巨大效果，解决了很多历史上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它还是进一步强化了体制的力量，他称之为压力性体制。

“有没有可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把城市的物质空间进行数字孪生化或精细化，且把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方式，把很多公共事务从发起一直到有效解决的全过程进行适当分工协作？”沈体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也许能建立一种价值共创型体制。”他说。所谓价值共创型体制，关键词就是“平台+生态”的开放式城市治理共同体，人单合一、智能合约、众创共治，即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信社会有机协同。

什么是城市治理？沈体雁提出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他看来，有两层含义，城市治理是城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过程；同时，城市治理还是政府、市场、社会管理城市公共生活的各种方式的总和。

什么是城市治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他提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公共服务增长问题，即求解如何配置公共资源、公共空间、公共秩序使得城市公共利益最大化？二是公共服务分工问题，如何确定政府、市场、社会在管理城市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实现专业化分工协作？

从北京市接诉即办经验来看，借助“12345热线+网格”建立数据驱动的市民诉求目录和公共服务谱系，实现了公共服务的量化、可计算、可点评和可考核。但是，如何将众创共治、人民服务引入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可及、效率和均衡？这是目前城市治理中尚未做到的问题。

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沈体雁提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跨界性、关联性、复杂性增强，单靠政府自身力量无法满足公众需求，迫切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承接部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提质增效。建立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信的“三有”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

在中国，我们有非常漫长的或者悠久的人民参与基层社区、乡土社会治理的传统，但是当我们“进城”后把美好的传统丢了。我们应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国家治理平台帮助我们中国人重新找回中国人服务社会、天下为公的理性或者人性。

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建议，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应借鉴电商等价值共创模式将先进的城市治理现代化理论变成城市治理基础设施（工具）。通过“一网共治”“价值共创”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把物理空间和城市的社会生态有机融合，降低提供公共服务的门槛，让天下没有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没有难以治理的城市和社区。

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正从技术创新驱动的政府-社会“客服”型治理的上半程，向制度创新驱动的政府-社会-市场“共创”型治理的下半程转变。

沈体雁建议，打造一网共治、价值共创的多层次首都治理智慧化平台。构建我国城市服务的“淘宝”和“滴滴”，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压力式治理模式升级为基于智能契约和社会信用的价值共创型治理模式，形成“一呼百应、有求必应”、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未来衡量每个人对社会所作贡献，应该有两个指标：一是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或者拥有多少财富；二是为社会供给了多少公共服务，相应拥有多少公共积分。用这样的机制来驱动大家投入更多精力为社会提供服务，这才是真正美好生活的来源。”

这是沈体雁的愿景，也是现代化城市治理应该努力的方向。